时下,以对偶排比形式作的赋体骈文,又时髦了。自唐代韩愈倡先秦古文以来,这种“以辞害义”的六朝文体,便少有人青睐,倒是这种文体中的讲对仗形式,在对联、楹联中遗传,至今未绝,且发展为一大族类,刻在厅堂,写在庙堂,贺寿贺婚见到,迁居宏业也有它,哀丧吊亡,也以挽联纪念,胜过那纸扎的花圈,生命力强过那些赋体骈文。若从弘扬传统文化提倡健康文风出发,在下以为浮词泛藻的赋文,莫若意隽语精的对联,何况,讲“云对雨,雪对风”这种对对子功夫,是作赋的基础,不应先有此对偶文字的功夫,才能作赋吗?
对联除用于贺祝与悲挽,我在搜集中,还发现有另类和异类,既不贺喜也不哀丧,而是继承屈原的骚体,只抒一己之胸臆,张扬个性,又见解独到,谐趣横生。岳阳楼,古名胜也,曾有这么一副对联:
吕道人,太无聊,八百里洞庭,飞过去,飞过来,一个神仙谁在眼;
范秀才,亦多事,数十年光景,什么先,什么后,万家忧乐独关心。
一石二鸟,一副对联,两个权威都由他品评了。范仲淹与吕洞宾,一个是大将军大阁僚,一个是大神仙,也被从高台上请下,与撰联者平等对话,且不以为忤,足见古人也并不迷信权威哩!
蜀中已故前贤刘师亮先生,以谐文妙对,曾风行于世,堪称一时的文化明星。民国时,他痛恨权力不归于民,被军阀窃去——屡撰联于报端抨击,如省主席刘湘去世,他的联是:
刘主席千古;中华民国。
观者诘问,五字对四字,对不起呀?他笑答:刘主席是对不起中华民国呀!通俗而机巧地给大人物盖棺定论。在此之前,军阀杨森坐镇成都,爱拆房修路,民怨鼎沸,表达民意,他又撰联报端:
马路已捶平,问督理何日才滚;民房早拆尽,看将军几时开车。
这滚,不全是滚压,暗寓滚蛋之意。车,也不只指汽车,与“车身就走”双关。据云,杨森看到后,还请刘师亮到他官邸,听他教谕。
蜀人这种火辣味的幽默,早已断了,少人继承,偶然从流沙河的时文中,还能读到,却是温婉的离骚体了。如几年前他作《退休赋》,效陶渊明吟唱:“田园将芜,胡不归”也非重复老腔老调,仍有观世叹世的犀利联句,如赋中:
“嗟吾辈之苟活,蚁走蜂忙,天天疲于奔命;看彼等之雄起,狼吞虎咬,处处敢于发财。更有老子整人,儿子整钱,一家实行两制;岂无小贼剪包,大贼剪径,百姓吓掉三魂。”
这种赋体中的联句,不是词藻的雕饰与渲染,而是世象的凝炼与意象的升华了。能说这种对联不如那些浮词丽藻的大赋吗?
也许,行家认为这种对联,太露太显锋芒,欠含蓄之美,儒家不是讲究怨而不怒,哀而不伤吗?例如,清代诗人诗评家袁枚,也有对联讽世评人,其联云:
“人无风趣官多贵;案有琴书家必贫。”
这种书生式的骚体对联,只能在讲礼乐的背景下产生。当礼崩乐坏,人心浮躁,这种学究式的温雅,早无人理睬了。就是“文化革命”中,以革命狂飙来改变文风时,那骚体对联也未断绝,还有:
“庙小妖风大;池浅王八多。”
由此观之,这些警世策人的对联,未必不是另类优质文化的传承,对文风有助,对世风也有裨益吧?
(曾伯炎)